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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政府的威權心態，原地重建民主

一切都在加速進行中

（本文授權為 CC BY 4.0 https://g0v.hackpad.com/HlZmy1bp0aM）

三年前，行政院〈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廣告引爆鄉民怒火，激發一群黑客組成 g0v 零時政府，從預算視覺化互動網站開始，打造開放資料、公民協作的資訊系統。如今不僅各部會、各縣市紛紛加入平台，更要在這個基礎上，邀請市民來決定預算、甚至創制國家政策。

二十世紀裡，臺灣的政府機關（公部門）歷經兩次威權政權，造就由上而下的科層文化。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企業組織（私部門）反覆強調刻苦耐勞、逆境求生的拚鬥能力。「服從為負責之本」、「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這些影響好幾代人的社會文化，都是上個世紀的產物。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廣告裡「短短幾句話，無法說明這麼多的政策。說破嘴不如跑斷腿，拚經濟，做就對了！」正是結合了威權和拚鬥心態的寫照。但 2012 年 YouTube 上看廣告的人，早已生活在以快速互信（swift trust）、平等分享為基礎的網路社會裡。

「政府不是全民的嗎？」當時參加雅虎黑客松的四名黑客高嘉良、吳泰輝、陳學毅、郭嘉渝，因此寫出了中央預算的全民稽核系統，將主計處的資料透過視覺化互動，讓民眾對每項預算評分、留言。視覺化背後的技術，則是由 76 國開放資料社群共同維護的 OpenSpending 模型提供。

他們隨即以「拆政府原地重建」為號召，發起 g0v 零時政府社群，為公民社會（第三部門）打造網路工具，迄今已有近十萬人參與貢獻。與此同時，方興未艾的阿拉伯之春、占領運動，正積極結合各地的公民黑客社群，形成「新型態的社會運動」：

全球網路化社會運動

世界各地，上百個城市各自進行占領運動，彼此透過網路串連，迅速交流經驗。
顏色越深，代表城市數越多。（2012 年。來源：維基百科）

全球網路化社會運動的首要主題、迫切的吶喊，是一個革命性的夢想：那就是對「新的政治商議、表現和決策形式」的呼喚。

有效而民主的政體，是達成需求計畫的先決條件。如果人民沒有自治的方法和工具，再完善的政策、再複雜的策略、立意再良善的計畫，實行時都可能變得無效、遭到扭曲。是工具決定了功能。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讓經濟體系重視人的價值、讓社會服務於人民對幸福的追求。網路社會運動者一次又一次召喚新的民主形式，通過實踐找出各地通用的普遍原則。

各國運動者和群眾輿論，都一致譴責現行體制對民主理念的嘲諷。問題不只出在個別的政治人物（他們在自己的內心框架裡，往往是真誠的），而是整個體制——這個沒人親眼見過，但無所不在地影響了每個人生活的隱晦實體——必定有哪裡出錯了。

因此從絕望的深處、從世界各地，發起了一個夢想和計畫：改造民主。這是公民集體決策的實驗，也是將「互信」重建為互動基礎的嘗試。

——曼威．柯司特，《憤慨與希望的網絡》

舊時代的政策制定

如果回顧一下舊時代的政策制定，會發現是這樣：傳統上，是由民選首長任命政務官設定議題範圍，各行政單位分別徵詢民間意見後，交給常任文官、智庫擬定政策，再由議會表決通過。

但是，所謂的民間意見，通常侷限於工商公會、主流媒體、特定學者和議員等具有代表性的個人。公民社會若要直接參與，往往只能走上街頭。政治大學陳敦源教授在《民主治理》書中形容：「人民的聲音，好似神靈從乩童降旨，需要傳譯的制度與人。人為操控，成為神意傳譯過程中的常態。」

過去的政策制訂過程，以各工商會代表（P）和個別學者、委員（c）為主，
將公民社會（C）排除在外。

在網路社會裡，公民互相連結的速度，已經超越傳統的政策制定節奏。政策如果不納入這些意見，就無法說服人民接受。統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在 TEDxTaipei 2015 演講指出，現行模式除了常被批評為黑箱的資訊斷裂、資訊壟斷之外，更有嚴重的「代理人問題」：個別委員與民選議員謀求的利益，不一定和選民的利益相同，有時甚至與民意背道而馳。

管中閔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由下而上「資訊公開、群眾智慧」的平台，來達成「自己的政策自己修」的理想。這真的有可能實現嗎？

線上中介空間

在台灣，講到「公開群眾平台」， 很多人會直接聯想到 Facebook。對 1600 萬活躍使用者來說，不受地理、時間、身份限制，自由加入的網路空間，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行政院推動網路政策參與，從 2005 年「國家政策網路智庫」網站到 2011 年「公共政策大家談」粉絲頁，都以提出政策議題、廣納公眾意見為號召，但多年來卻一直乏人問津。以 2014 年的「經貿國是會議線上論壇」為例，從 6 月初到 7 月底的討論期間，只收到 29 則留言，其中 5 項提議各有 3~5 人連署。討論期結束後，政府也未在論壇提出具體回應，可說是無疾而終。

以往由政府主導的討論區裡，公民社會的實質影響力
較弱，也未獲得倡議社群信任，使用者仍以工商協會為主。（實線表示溝通模式已制度化，虛線外框代表議題範圍未制度化。）

美國康乃爾大學主持的 RegulationRoom「群眾政策制定計劃」（e-Rulemaking Initiative），在結案報告裡歸納出三大障礙：

1. 無知：大多數人對政策制定流程缺乏瞭解。
2. 白目：洗板、人身攻擊，容易讓議題失焦。
3. 資訊爆炸：相關的專業資訊難以讓人理解。

因此，必須要先由「中介者」主動向利益關係人溝通，確保安全的言論空間、有效呈現背景資訊，討論才有意義。g0v 社群參與者 ETBlue（藍一婷）在演講中指出：「從問題認定、政策規劃、到進入立法程序（例如服貿協議）的周期裡，越晚介入，參與者對整場審議的信任度也就越低。」

中介者跨入公部門

有鑒於此，從科技法律界進入行政院的蔡玉玲政委，在 g0v 黑客松發起 vTaiwan 專案，呼籲民間的中介者，共同建立跨部門政策參與平台，一起討論出適合創業者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法規。

2015 年 1 月，黑客 TonyQ（王景弘）從開源社群進入行政院。在青年顧問團協助串連下，公開彙集來自新創公司、投資人、律師和地方政府的 132 則建議，經過線上直播的專家諮詢會議討論、產出逐字稿，再由利益關係人組成工作組、整理成具體建議書，請經濟部寫成法條。立法院隨即在 2015 年 6 月三讀通過，是第一部在網路上留有完整協商紀錄的法案。

擔任輔助角色的中介者（M）透過橫向聯繫，在跨部會議題形成時，公開徵詢利益關係人，參與政策制訂。

vTaiwan 運作的關鍵，在於「注意力的對稱」。由於政策還在問題認定初期，參與者的影響力較大。各部會不但承諾在討論過程裡的任何問題，都會在七天之內正式回覆，實體聚會議程也交由線上討論決定。公民可以透過直播、遠端參與，來看到各方意見審議的過程，確實投入相當程度的心力。

雖然這個模式已經證明可行，但隨著中介者離開政府、回到民間，部會和各單位之間的橫向聯繫也隨之消失。有沒有可能將它制度化呢？

中介部門制度化

2015 年 9 月，台北市政府與 g0v 社群協作推出預算視覺化平台 budget.taipei，正是公民參與制度化的嘗試。上線 7 天收到的 113 則留言，交由各局處彙整、公開回應，政策相關資料也隨之浮現。

柯文哲市長認為，只有當人民對預算逐漸熟悉和公務員相同的開放資料時，才有辦法把提案權交到市民手上：「我競選時提出的參與式預算，只有市府公開預算還不夠，更需要市民能充分了解預算，才能來參與。」

緊接著在 10 月 14 日，國發會 join.gov.tw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開放癌症免疫細胞療法、加速引進癌症新藥」提案，獲得 5548 人連署成案。衛福部隨即在一周內與提案人見面釐清訴求、公佈會議記錄，於 11 月公佈相關背景資訊，並在 12 月 14 日提出「成立再生醫學及細胞治療發展諮議會」、「研擬放寬嚴重疾病患者接受治療方案」、「加速抗癌新藥審核」等具體回應。憲法裡人民的創制權，在網路時代有了新的實踐。

「提點子」平台 5000 人連署後，內部、外部中介者協力釐清訴求、

公開背景資料、整合各部門立場，最後做出具體回應。

展望 2016 年，全球網路化社會運動者，在推動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時，需要共同面對幾項挑戰：

• 中央與地方的公民參與程序，要如何串連？
• 實體的公聽、聽證程序，如何與網路結合？
• 長程的都市計劃、環境政策，要如何參與？
• 如何確保每次投票前，都先經過充份討論？
• 如何挑選透明、安全、可靠的資通訊元件？

台灣的開放政府、公民參與，走在世界的前沿。種種對立下激發的創新民主制度，可以是我們帶給全人類的禮物。重要的是，一切都在加速進行中。

附錄：數位工具開拓民主想像

由網路而起的各項數位工具，開拓了我們對於民主的想像大門，提升了數位時代的民主。儘管還有許多待改善之處，這些層出不窮的數位工具，確實讓政府、民間，可以不受時空地域的限制，有了全新的政策討論空間，進而降低政策溝通的成本，也讓協商過程更加透明。各項數位工具，又可以分為基本「元件」與「系統」。元件包含了討論、諮詢、記錄與網真元件，各項元件組合起來，又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系統，讓政府、民間在此系統之下，利用各種元件工具激盪彼此想法，產生交流的火花。

討論元件：Discourse、Disqus、BBS

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發表一個主題，其他人都可以在下面隨之回覆，形成一個個討論串，Discourse 這類論壇是最基本的元件工具。

諮詢元件：Pol.is、Loomio、Consul

包含線上評論與視覺化系統，它會整合所有人的意見，將相同意見的人歸納成一個群組，同時少數的非主流意見仍會被保留。Pol.is 用視覺化與結構化呈現所有人的意見傾向，是最大的特色。

記錄元件：Hackpad、SayIt、MediaWiki

提供多人同時在線編修、協作線上文件，還能將每次編修的情形完整紀錄。參與者可以快速在線上彙整資料、協調事務，在太陽花學運之後，許多政府部會也開始用 Hackpad 與民間社群溝通。

網真元件：LIVEhouse.in、YouTube、Rhinobird

網真元件指的是將實體訊號擷取到網路虛擬空間，再轉譯成實體訊號的一連串過程，它牽涉到許多技術，例如攝影機、直播平台、線上聊天室與投影技術。像 LIVEhouse.in 這類網真元件的出現，讓民眾有機會在遠端參與政策溝通的現場，並在虛擬空間參與討論。

vTaiwan 系統

vTaiwan 是公眾參與政策形成與法令訂定過程透明化的一次實驗，該平台匯集了論壇、諮詢、紀錄、網真等各項數位工具，運作方式則是將各項議題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意見徵集、討論、建議、草案、定案。

在行政院制定「虛擬世界法規」的過程中，vTaiwan 扮演著重要的交流平台角色，舉凡 Uber、Airbnb 在台灣的適法性討論，都曾經藉由 vTaiwan 這個公民參與平台形成一波巨大的討論浪潮。不過，在一系列虛擬世界法規調適交流之後 vTaiwan 要如何持續運作、吸引民眾和政府在此聚集討論，又將是另一個課題。

Join 系統

Join 是由國發會推出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它的目的在於將行政機關的政策計畫，朝向公開透明、公民參與及強化溝通的目標邁進，希望能催化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

Join 平台主要分為提點子、眾開講、來監督、找首長四大功能，具備論壇、諮詢、紀錄等數位工具的內涵。民眾不只可以在平台上針對正在決策中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見供政府參考，也能從無到有提出自己的政策，只要超過一定數量的網友附議，相關部會就必須出來回應。目前提點子中已經有兩個由民眾提出來的議案成案，財政部、衛福部也都正式提出回應。

Uber 回應 vTaiwan 的融貫綜合意向

（原文刊登於 Pol.is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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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27 日，我與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一起主持第七場虛擬世界法規調適線上諮詢會議。

虛擬世界法規調適交流平台（vTaiwan）主要參考康乃爾大學的 RegulationRoom，是 g0v 專案志願者與行政院各部會共同合作推動的計劃，邀請公眾參與網路相關法規的制定。

這次會議的議程，是由參與者透過 Pol.is 進行 4 週互動來決定的。Uber 對於原始資料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報告。

1,875 位線上參與者，和學術界、業界專家及四個利益關係團體代表，一起參加兩小時的線上直播會議。這四個利益關係團體是：

• 台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 UberX 在台灣的主要營運城市；
• 台灣大車隊 — 全國最大的計程車車隊；
• Uber 公司 — 由於未登記車輛之非法營運，已繳納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的罰鍰；
• 交通部、經濟部和財政部。

如文字紀錄所示，各利益關係團體均釋出一定程度的合作善意，並且做出下列表示：

• Uber 同意提供其國際責任保險政策給蔡政務委員，並同意若需要時可公開予供大眾檢視。
• Uber 同意輔導所有駕駛人登記並取得職業駕駛人執照。
• 如果在部份地區合法，Uber 願意支付 UberX 車輛許可證及交通稅。
• 台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表示願意在雙方合意條款下，和 UberTAXI 平台合作。
• 台灣大車隊承諾如果部份計程車費率可因應市場需求調升，將提供更好的服務。

交通部代表也對各方利益關係人展現相當程度的同理心。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 vTaiwan 會議後兩週，駁回 Uber 對罰款和禁制令的上訴時，交通部新聞稿提到：

哀矜勿喜。

（值得注意的是論語原文中的前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在行政人員與最高法院持續處理討論結果時，先讓我們看看 Pol.is 如何促進眾人有效交流感受。

以融貫為焦點

我們在 Pol.is 的互動界面，專為使用手機的汽車駕駛人和乘客設計。初始畫面只顯示一條意見，參與者的頭像位於數個群組之間：

參與者按下「贊成」或「反對」後，頭像會移向感受相似的群組，並顯示下一條意見；每個人都可提出任何數量的意見，讓其他人投票。

對於 UberX 議題，我們希望所有意見都用「我覺得…」開頭。每個人都可分享自己的感受，並回應其他人的看法。

我們在事先約定的時間，將 Pol.is 網址同時發送給所有利益關係團體，以確保參加者的平衡與多樣性。很快就有四個群組出現，人數約略相等：計程車駕駛人、Uber 駕駛人、Uber 乘客和其他乘客。

在一開始的幾天裡，參與者運用強烈感受，試著吸引其他鄰近群組。這四群很快合為兩群，第 1 群組 (45%) 認同下列意見：

我覺得既然交通部已駁回 Uber 的行政訴願，台北市政府就應該註銷「台灣宇博數位」的公司登記。 [75%]

第 2 群組則採取完全不同的觀點：

如果不趕時間，就算在馬路邊有許多計程車，我還是會傾向叫 Uber。 [77%]

要注意的是，「第 1 群組的 75%」僅佔全部參加者的 33%，表示總體來說不同意上述兩個意見的人數，都比同意的人數還多。

由於 Pol.is 先顯示支持率最高的意見，參與者會集思廣益，提出吸引較多人的意見。一週後，第 1 群組的意見已稍微軟化：

我覺得主動取締白牌車是交通部的責任。 [87%]

在此同時，第 2 群組出現具有跨群組接受度的意見，並將群組人數比例從 54% 增加到 56%：

我覺得傳統的計程車現在都要加入車隊才有辦法生存，這也不是政府規定的，UberX 顛覆了這項不成文的規定，覺得很棒！ [93%]

Pol.is 會顯示各群組意見被其他群組接受的程度，進而鼓勵參加者提出更具包容性的意見，並在「共同意見」分頁裡顯示，例如由 Irvin Chen 提出的這個意見：

我覺得政府應該能藉由面對 Uber 的挑戰，同時改善計程車的監管與評價制度，讓計程車的司機與乘客也能獲得如 Uber 一樣的服務品質。 (95%，跨群組)

到第四週時，參加者已經形成融貫的感受、期待和建議，彙整成讓利益關係人回應的一系列議題。

綜合眾人意向

想像一台調理機，裝著幾顆哈蜜瓜和鳳梨，但是沒加水。打開開關。溫度會升高，而固體表面之間的劇烈碰撞，甚至可能產生火花！這就是彼此利益衝突的關係人在爭論時，容易發生的情況。

考慮到可能的風險，vTaiwan 的機制尋求「融貫」（粗略共識）而非「收斂」（完整共識）。我們的運作理念，奠基於四階段的「焦點討論法」：

• 客觀：事實 —「我們知道哪些事情？」
• 反思：感受 —「我們的反應是什麼？」
• 詮釋：想法 —「我們採取哪些觀點？」
• 決策：行動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運作這個模式的關鍵，是在團體進入每個階段之前，都能充份探索上個階段。因此，我們先以「政誌」時間軸呈現維基百科上的客觀事實，接著針對反思階段 — 人們的感受，進行四週的線上 Pol.is 互動。如此一來，後續的利益關係人會議，才能夠專注於詮釋，讓面對面的時間發揮最大效益。

我們也特別聚焦於特定利益的「法規和政策」，而非利益關係團體本身。回到前面的譬喻，這如同將水果先切成小塊，再放入調理機裡。例如，我們不討論「Uber」這家公司，只討論「UberX 自用車載客」的實務法規，以減少摩擦。

此外，我們也可以加一些水，作為緩衝的媒介，同時維持原有的透明度。這和 Pol.is 提供的反思空間類似：參與者可在其中看到其他人的感受，並透過對新意見的反應，來調整自己的立場。

如同我們從結果看到的，Pol.is 確實能夠有效綜合人們對於 Uber 的感受。

在此次成功的先行計畫後，我們接著處理 Airbnb「自用住宅招租」議題，議程由群眾參與的 Pol.is 互動決定，並在十月初的公眾諮詢會議討論。詳情且聽下回分解！

傑出程式員唐鳳「駭進」臺灣政治

（原文刊登於 Rue89，經作者 Claire Richard 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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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歲時，唐鳳輟學去寫程式；15 歲時，她投入網路創業。如今她 34 歲，自稱為「保守無政府主義者」、已經退休，正著手研發各種工具、平臺，來重建民主制度。

她聲音甜美，長著一張橢圓形的臉，黑色的頭髮聚攏著搭在脖子後面。當她走進我們會面的「共同工作空間」，便脫掉了拖鞋，在椅子上盤腿而坐。

作為自學成才的程式員（12 歲輟學）、早期的創業者（15 歲成立第一家公司），她是一隻腳在矽谷、一隻腳在自由的網際網路裡成長起來的。

男兒出身，但她在 2005 年跨性別也改了名。退休兩年，現年 34 歲的她投身政治，目前致力於研發各種有助於社會變革的工具、平臺。

以下是 Rue89 與這位「公民黑客」會面的紀錄。

「我在紙上畫了台電腦」

唐鳳 8 歲時，如同有些人愛閱讀和畫畫，她迷上了程式設計：帶著激情與好奇。

我本來就愛數學，有一天我在家裡無意發現了一些程式設計的書，我立即被其中的邏輯和數理吸引住了。但我那時沒有電腦，所以我在紙上畫了一台。我按下按鈕，寫下電腦可能輸出的內容。這樣，我不用機器就學會了程式設計。這給我很大啟發：從那時起，程式設計就成了一種思維方式。

不久，她父母就給她買了台真正的電腦。幾個月後，她編寫了第一個應用程式：給她弟弟的教育遊戲。

唐鳳不完全是在臺灣長大的。她的父親曾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的是天安門學運，他是在 1989 年造訪北京時，意外接觸到這個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運動。

我是在社會運動者當中長大的。他們為了民主的進程，特別奮力抗爭。

從小，唐鳳就到處搬家：每幾年都會因為父親的工作搬家一次。

一個（非常）年輕自學成才的創業者

1993 年，唐鳳回到了臺灣，那年她 12 歲。在她剛上國中時，Tim Bernes-Lee 和他的團隊在瑞士開創了全球資訊網。這項發明的到來，忽然讓這位原本就在網際網路上的年輕程式員開闢了廣闊的視野。學校很難與它媲美：

有了萬維網，事情馬上變得很明顯，我能直接向研究人員學習我想學的東西。如果在學校，要花十年才能學到！我聯繫上的那些研究者都非常熱情。所以，在諮詢過校長和家人後，我輟學了。

她輕描淡寫，似乎這是世界上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她此後沒再上學。

此後，一切發展都很迅速。她和朋友成立了公司，研發中文搜尋引擎。公司發展得很快很順利，Intel 公司投資了這個年輕的公司：「這是個網路公司的年代。那時軟體工業在臺灣還未高度發展，我們備受關注。」

「我想回饋網路」

90 年代的網路是讓人興奮的年代：一切都剛剛開始，政府還沒過多干預，一切自治的夢想都被允可，唐鳳也積極參與許多網路社群。

我從網路學習了很多，所以我想回饋網路。

於是她投身於開放源碼社群：

我們整個公司都是用 Perl（一種程式語言）寫成的，程式設計師之間經常協作、相互支持。當時我們已經在想：如何把這種協作轉移到社會上？

她協助中譯程式設計書藉，以及維基百科、自由網等專案的中文化。

在開源運動中，她發現了「一個安全空間，在這裡我們可以互相學習，而不是強加給其他人我們的欲望和希望。結果雖不完美，但總能往更好方向前進，因為這是個反復的過程，我們在這過程中學到了東西，然後又回到這裡……」

共識與程式的政治

同時，她發現了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一個由工程師和程式員組成的團隊。雖然不是正式組織，卻決定了網際網路的發展和建設。

IETF 沒有正式的會員資格，只要參與就能成為會員。每個人都是自願參加，線上提案經過廣泛討論後，以 RFC「徵求意見書」文件形式發佈協定。

團隊的座右銘是：「我們相信粗略的共識，和進擊的程式。」

唐鳳說：「這是我第一次瞭解到的政治系統，一切都相互關聯、相互配合。」

1997 年，她離開了公司，轉任顧問（此時她 17 歲）。她埋頭研讀哲學、社會學和文學。她想要弄清楚「我們在網路上所建立的虛擬空間中，出現的各種複雜行為」。

當時網際網路的特色——自治、合作和信任集體智慧的模式——仍是她思考當下政策，與創建對話、達成共識平臺的重要工具：

這些價值在過去二十年激發了我，也培養了我掌握科技的方法。

影響之大以至於她把自己看作網際網路價值的「保守主義者」：

我是個保守無政府主義者。這似乎很矛盾：無政府主義經常和烏托邦聯繫在一起，彷彿是未來的理想世界。但我已經體驗這個「烏托邦」二十幾年了：這就是我想維持的網路安那其。

g0v: 開放資料

在二十年「矽谷式創業者正常生活」（「我成立了公司然後賣掉，再成立一個又賣掉……」）之後，她決定退休。那時她 33 歲。這不禁讓人睜大眼睛。於是她解釋說：「我只是完全跳過了高等教育，出社會二十年，然後退休了。你看，這並沒有那麼不可思議。」

然後像個快樂的小孩那樣笑了起來。

今天，她回到了臺灣，繼續擔任一些公司的顧問（包括蘋果公司），大部份是遠端工作。大多時間，她參與的專案與政治密切相關。

這類專案的源頭，是從臺灣政府推出 2012 年「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影片時開始的。從影片可以看出人民被（高懸於他們頭頂的）政策弄得一頭霧水。

唐鳳回憶：

這支廣告訊息就是：「這對你們來說太複雜，但是不用擔心，相信我們、做就對了」——這真的是很侮辱人。

作為回應，「Hacker 15」團隊決定公開政府的預算資料，使用清晰、易懂、整齊的方式，公開發佈在網路上。唐鳳在兩個月後加入這群人。他們是 g0v.tw「零時政府」。

這個名字是從政府網站「.gov.tw」改變延伸而來。想要找跟政府部門相關的「開放資料」，只需把網址中的「o」改成「0」即可。

「又懶又可以參與，真正行動的實踐」

在視覺化之前，必須先掃描大量資料。g0v 呼籲「眾包」參與，但是他們必須為參與者搭建適合的平台：

如果我們邀請大家複製一整頁數字到 Excel 試算表裡，大概要四分鐘。在網際網路上，這時間太長了：人們在其他地方可以馬上得到滿足，例如在臉書上「按讚」或「分享」。不能超過一分鐘：這是網路動員的限制。

所以 g0v 的黑客們把掃描檔案分割成非常小、能夠幾秒鐘內轉換成「驗證碼」的小任務。為了激勵參與，他們也增加了計數器和進度條。

只需花五秒鐘，就真的可以鍵盤救國！這既簡單又有效、有趣。這是眾包的關鍵：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方法讓大家看到進度，就可以一起不眠不休玩到破關。

政治獻金視覺化的專案，在 24 小時內就吸引了超過 9000 人參與。今天，臺灣政府部門如教育、勞動和衛生等部門的資料，都有多種版本的「g0v」應用。所有程式碼都是開源的。

如果專案證明有效，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將它合併進去。例如預算視覺化專案就被臺北市府採納，後者剛剛宣佈將以與 g0v 相容的形式公佈預算資料。

從線上到線下，g0v 是知識份子、運動者和專業人士定期「黑客松」見面交流的空間。他們也為初學者和非專業人士開放：

人們想互相學習。他們未必關心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但是他們真的想互相學習。

太陽花學運

接下來，g0v 遇見了更能直接投身於政治的機會。

2014 年春天，臺北學生佔領街頭，反對立法院逕行通過與中國的貿易條約，此條約允許中國在多個領域進行大量投資，但沒有經過適當程序討論，因此學生譴責剝奪民主及中國干預的風險。

3 月 18 號，學生佔領了立法院。很快，社交網路上鋪滿了學運組織動員的圖片，佔領者拿著太陽花——希望的象徵，作為他們的徽章。唐鳳立即投入到學運當中——但不是在立法院裡：

我帶網路器材去支援安裝時，只在立法院裡待了一個小時，在裡面寫推特。立法院裡，有五個角度的錄影機不斷攝影、直播影像，完全是「楚門的世界」！鏡頭下所有的活動都是純粹的展演與儀式。真正的辯論、真正的行動，同時也在立法院周圍的街上進行。

當時，唐鳳並不覺得她應該扮演反政府的角色。她感興趣的不是去佔領立法院，或表達自己的立場——而是研發工具來促進正在形成中的言論自由。

我們在運動現場開發的技術大都是中立的：它們是用來鼓勵人們溝通，僅此而已。我們有著非常強的網路中立價值。

她也加入了架設 http://g0v.today/ 網站的黑客團隊，著手把佔領運動的所有言論都直播、記錄和存檔（字幕也是眾包產生）。她說這些工具能促進共識的逐漸形成：

每一天，人們可以在網站上看到觀點非常不同的人們，怎樣在立法院周圍的街道上一起生活。獨派、左派和環境運動者…… 他們不慌不亂、交流觀點，逐漸形成了更連貫的共識。這個共識在今年的選舉中得到了反映。

鏡頭前的學運

學運幾乎全程在鏡頭下進行。唐鳳建議團隊在立法院外牆安裝投影螢幕，轉播內場正在進行的討論。到處都有攝影機，讓學運大體上趨於冷靜：

60,000 人的觀看，有效約束了員警和示威者的行為。有喊口號，有高歌號召，但場面沒有失控。

3 月 25 日，500,000 人拿著太陽花走上街頭。每隔 500 公尺，就有大螢幕轉播現場狀況：「這是力量的展現——公民的力量。」

政府宣佈條約不會簽署後，抗議者立即開始清理街道。

前 Google 員工成為政府首腦

唐鳳解釋說：

之後的政治形勢改變了。人們開始要求政治納入民主審議的結果，而不只是投票和官員的決定而已。

隨後的秋季選舉中，新的領導人出現了。首都臺北選出了一位獨立參選的醫生擔任市長。新上任的行政院長是工程師出身。副院長也是一位工程師，在 Google 工作了幾年。在內閣中，有位政務委員曾經領導 IBM 亞洲區的法務部門。

新一批政務官使用「佔領者」的語言。他們說：「你們說自己可以補上立法院的不足，現在請證明給大家看。」那是此後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從今年初開始，在佔領事件的喚醒和其他社會運動者努力維持革命希望的氣氛下，唐鳳奮力創造管道，讓公民的呼聲能夠在政治空間迴響。

所以，受康乃爾大學的公民立法專案 RegulationRoom 的啟發，零時政府的專案貢獻者們志願創建了參與民主的平臺，讓相關人士可以參與討論立法項目和法規調適案。

我們只討論「主要利益關係人是網路使用者」的議題。

在這些討論中（同樣有直播、錄影、文字記錄……），唐鳳擔任主持人（「我已經退休，可以保持中立：我沒有利益關係」），確保過程順利進行。

為鼓勵參與網路相關複雜議題的討論（Uber, Airbnb, Bitcoin），唐鳳也參與設計了相應的審議系統：「這是個一起探討問題和尋找答案的平臺，而不是對已完成的方案說『是』或『否』。」

創建平臺的出發點，是要讓人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所有平臺的設計決策，都是為了促進參與討論——比如，是為了方便參與討論、讓脈絡容易被理解：

所謂的中央集權，往往不是因為它必然集中在法律制定者這一方，而是因為剛來的人對脈絡的熟悉程度遠不如制定法律的那些人。我們嘗試銜接這個過程：兩個小時內，任何感興趣的人都能夠理解整個討論的脈絡。

「讓我們說出真心話」

她想要投身於傳統政治嗎？

絕對不是！我們考慮的是其他的選擇。我們不是要做到完美——我們只需要比現有的更好。

一個平臺又一個平臺，一個網站又一個網站，她為一個更有包容性、更開放、更有代表性和更公正的民主的到來，而努力奮鬥著。

這樣的主張，也有它相應的價值願景：

讓我們說出真心話，讓所有人能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一切言論審查，包括自我審查，都是系統的缺失。「拒絕審查」本身，就是基進的政治主張。

她在生活中也堅持這個主張。唐鳳原是男兒唐宗漢，近年來，她跨越了性別：

我是「後類別」（post-genre）。在性別爭論中我不選邊站。並不是說我認為這個議題不重要，而是我認為爭論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唐鳳在很多方面，似乎都體現著未來的面孔：平和而富有人性，建構的工具將我們結合而非孤立、參與政策而非消費、促進對話與合作而非爭議。

五十年前，這樣的人我們會稱為嬉皮士。今天，這樣的人是黑客。

這樣的未來，讓我們期待。

Reclaiming Our Language

(Excerpt from our upcoming journal article on the First Year of g0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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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unding success of the December 2012 gathering prompted a successive event. The “1st Hackathon of Homesteading Commons” was held on January 27 at three cities across Taiwan, attracting one hundred on-site hackers and even more online participants.

2012 年 12 月的聚會非常成功，下一場活動於是接踵而至。「第壹次公地放領黑客松」於隔年 1 月 27 日在臺北、臺中、高雄等三個城市舉行，現場吸引了上百位黑客，遠端參加的人更多。

One of the online participants was Ping Yeh, a long-time open source advocate who immigrated to the US in 2011. In a blog article posted the night before the Hackathon, he called upon g0v hackers to liberate the Revised Ministry of Education Dictionary from the Ministry’s archaic website into “an open API, with full index and search capabilities, free for all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o use.”

其中一名線上參與者是葉平，他是開放源碼的長期倡導者，在 2011 年移居美國。他在黑客松前夕發布了一篇部落格文章，呼籲零時政府的黑客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從教育部的老舊網站系統解放，以便用開放的文字 API 釋放出來，加上索引和搜尋的功能，讓任何想加值的個人或公司都可以使用。

With over 160 thousand entries, rich etymologies, and full references to classical texts, the MoE Dictionary has been the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sinc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45. The digital-only Revised edition launched in 1996 as website and attracted nearly 200 million visits—even with almost no upgrades—over the next seventeen years.

教育部國語辭典擁有超過 16 萬筆詞彙，包含豐富的歷史用法，充分引用經典文本作為書證。自 1945 年首次出版以來，它一直是繁體中文的權威定義參考。在 1996 年推出的網頁版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即使幾乎未曾升級，卻在接下來 17 年吸引了近 2 億人次使用。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ing the Revised MoE into the modern web of permanent URLs, Unicode text, and mobile devices? Yeh argu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ught to provide unencumbered dictionary data and let citizens take care of the presentation. Since the Ministry took the opposite stance by explicitly disallowing redistribution, Yeh pledged to personally design the required data structure so civic hackers could scrape the dictionary data to “reclaim our language.”

如何才能把這部辭典發展成擁有固定網址的現代網站、使用 Unicode 字碼，甚至適用於行動裝置？葉平認為，教育部應提供開放的辭典資料，讓民眾自行決定如何呈現這些內容。由於教育部持相反立場，明確禁止重製，葉平決定親自動手設計所需的資料結構，讓公民黑客可以擷取辭典資料以還文於民。

More than 30 participants on the MoeDict team—formed during the Hackathon—worked overnight. The next day, the team published not only complete data in JSON and SQL formats, but also prototyped websites and apps for all major platforms. With the recent memory of Real Price Map’s closure, we forestalled copyright issues with two legal devices:

1. By claiming Fair Use of government-produced data under Article 50 of Taiwan’s Copyright Act, we took a non-infringing position by adhering to strict not-for-profit principles.
2. By disclaiming all property rights using the CC0 public domain declaration, we made su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uld incorporate all our contributions at any time.

超過 30 人參與的萌典團隊在黑客松期間組成，並且連夜趕工。翌日，該團隊不但以 JSON 和 SQL 格式發表了完整的內容，而且還完成了適用於各大平台的網站和應用程式雛型。由於當時民間版實價登錄地圖關站事件記憶猶新，我們搶先透過兩個法律程序避開版權問題：

1. 根據著作權法第 50 條，我們聲稱對政府生成的資料進行合理使用，並嚴格堅守非營利用途的原則，採取非侵權的立場。
2. 透過 CC0 公眾領域貢獻宣告，我們放棄所有著作財產權，確保教育部可在任何時候納入我們的所有貢獻。

After months of deliberation, the Ministry eventually agreed to our fair use claim and collaborated with us to convert their CC-licensed Taiwanese Holo & Hakka dictionaries into a cross-referenced, multilingual platform at moedict.tw. The website would go on to serve millions of visits per month, with over 100 thousand regular mobile app users by the end of 2013.

經數月審議，教育部終於同意這項合理使用聲明，並與我們合作，把以創用 CC 授權釋出的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與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整合進可交叉引用的萌典多語文應用平台。這個網站目前每月提供數百萬人次的服務，至 2013 年年底，也有超過 10 萬用戶將萌典應用程式安裝在自己的行動裝置上。

《憤慨與希望的網絡》節譯（下）

(這是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的節譯，作者是 Manuel Cast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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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靠壓迫的體制難以維繫，折磨肉體永遠不如塑造思想有效。如果社會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與政府制度和法規所賦予的價值觀和規範背道而馳，那麼體制終究會改變，雖然改變後的體制不一定能履行社運者的理想。因此，權力鬥爭的根本，在於人們如何在自己心中創造意義。

人類主要透過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來創造意義，將大腦神經網絡、自然環境網絡、社交網絡連結起來。要創造網絡連結，主要是靠溝通，也就是交流資訊、共享意義的過程。

從整個社會的層次來說，意義創造的主要來源，是社會化交流的過程。社交溝通存在於超越人際溝通的公共領域裡。通訊技術在數位時代的持續轉型，已經把通訊媒體的覆蓋範圍以網路化的形式，擴展至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層面。這種領域上的擴展同時及於全球和本地，既能普遍適用，也能為特定目的而不斷重新訂製。意義建構的過程可謂千變萬化。

然而，所有象徵符號的建構過程，都有個共通的特點：它們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多媒體通訊網絡上所創建、格式化和擴散的訊息與框架。雖然每個人的心靈對溝通材料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讀，從而構建出屬於自己的意義，但這個精神系統上的處理過程，是由溝通環境條件所調控的。

因此，溝通環境的改變，除了會直接影響意義建構的形式，更會影響權力關係的產生。近年來，在溝通領域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是我稱為大眾自行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的興起——也就是利用網際網路及無線網路，作為數位通訊的平台。

稱之為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是因為它處理的是群眾之間的訊息傳遞，可能牽涉到多組接收者，並連接到無止盡的網絡，把數位資訊傳遞到周邊地區與世界各地。此外，它也可稱為自行傳播self-communication，因為訊息的產生是由發送者自己決定，接收者也是由發送者指定。要從通訊網路取得哪些訊息，則是由接收者自行選擇。

大眾自行傳播是建基於互動溝通的橫向網絡，政府或公司很難完全控制。此外，數位通訊以多種模式同時並行，並且隨時可引述全球超文本上的資訊；交流者可以根據溝通的特定目的，把這些內容重新混搭使用。

大眾自行傳播提供了獨立於社會體制的技術平台，為致力於社會溝通的個人與團體建立自主權。這就是政府害怕網際網路的原因，也令企業對它又愛又恨：他們試圖從中牟利，又同時想要縮限其釋放自由的潛力（例如對檔案共享的箝制，或對開源網絡的限制等等）。

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我稱之為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其中的權力是多維度的，在各個人類活動領域的網絡裡，根據當權者的利益和價值而分佈。這些權力網絡，影響人類心靈的主要（但不是唯一）方式，就是通過大眾傳播的多媒體網絡，來行使自己擁有的權力。因此，溝通網絡是產生權力的決定性來源。

各個人類活動領域中的權力網絡彼此都有關聯，例如全球金融網絡和全球多媒體網絡兩者，便緊密相連在一起，成為擁有非凡權力的元網絡meta-network。然而，它並未掌握所有的權力，因為金融與媒體的元網絡本身，就要依賴其它主要網絡，如政治網絡、文化產業網絡（其中包括各類文物，而不僅是通訊產物）、軍事／保安網絡、全球犯罪網絡，以及由科學、技術、知識管理產業和應用組成的，徹底全球化的網絡。

雖然這些網絡不會合併，但它們會建立起戰略性的伙伴與競爭關係，為實現具體專案而創建新的特設ad-hoc網絡。它們之間有一項共同的利益：透過主要為他們利益和價值服務的政治制度，來掌控界定社會規則和常模rules and norms的能力。

因此，國家與政治制度周邊的權力網絡，確實在整個權力網絡建構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國家的協調和監管職能，首要之務是確保系統的穩定，以及各個網絡中權力關係的再生產。例如在 2008 年金融市場崩潰時，各地政府都被要求提出救助。

除此之外，各個社會領域中的權力行使，也必須通過國家體制，才能在不得已的最後關頭取得國家專有的暴力。因此，雖然權力所依附的意義建構要靠通訊網絡來傳播，但國家是確保所有其他網絡可以正常運作的預設網絡。

各個權力網絡要如何互相聯繫，同時又能保留各自的影響範圍呢？我認為這要靠網絡社會中權力建構的基本機制：交換力switching power。所謂的交換力，就是將兩個以上的網絡連接起來，來讓它們於各自領域掌握更多權力的力量。

這樣說來，在這個網絡社會裡，擁有權力的人，是人們生活中主要網絡（政府、議會、軍隊和保安機構、金融、媒體、科學和技術機構）的編制者programmers，以及那些操作不同網絡之間連接的交換者switchers（例如跨足政治的媒體大亨、從金融界取得資源的政治精英、受政治精英包庇的金融機構、跟金融機構關係千絲萬縷的媒體企業，以及由大企業資助的學術機構等等）。

如果權力依靠網絡的編制與切換來運作，那麼反權力者，就要通過重新編制網絡，讓它們建基於別的利益和價值之上，並且拆解現行主導的交換模式、在抵抗者網絡與各社運網絡間建立新的交換連結，才能達成改變固有權力關係的目的。社會變革的參與者，可以利用相應於網絡社會中權力運作的形式與過程，來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

通過生產大眾媒體訊息，並發展橫向溝通的自主獨立網絡，資訊時代的公民可以運用他們的痛苦、恐懼、夢想和希望為材料，為自己的生活編制出全新的程序。他們通過分享自身的經驗，來建立新的專案。他們占據媒體、建立訊息，顛覆了傳統的溝通模式。他們把自己的願望連結成為網絡，從而克服了孤獨絕望的無力感。他們指認出現行的權力網絡，因此可以與權力正面對抗。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推行社會運動往往會產生全新的價值觀和目標。社會制度為了彰顯這些價值觀而改變，繼而為組織社會生活創造新的常模。社會運動行使反權力的首要之務，就在於建立不受體制權力影響的自主溝通。由於大眾媒體大都由政府和媒體企業所掌控，在網絡社會裡，溝通交流的自主權，通常都建立在網際網路和無線通訊的平台上。

在線上社交網絡裡，人們可以不受拘束的商議及協調各類行動。然而，這只是社會運動與大眾溝通過程的一部分。他們還需要在城市空間裡，創造自由社區、建立公共空間。由於憲政體制下的公共空間（也就是法定的審議空間）被佔主導地位的精英和他們的網絡占據，社會運動需要開拓出一個全新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不只限於網際網路，而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能看見的平台。

關鍵在於，這個由線上空間與城市空間共同組成的、全新的公共空間，是為了自主交流而存在的。溝通的自主權是社會運動的精髓，因為有自主權的存在，運動才得以形成，社會運動也才能與社會大眾連結起來，超越當權者對通訊權力的控制。

《憤慨與希望的網絡》節譯（上）

(這是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的節譯，作者是 Manuel Cast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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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層面上，社會運動是情緒的運動。抵抗運動並非開始於某個計畫或政治策略──這些要等到來自運動外部或內部的領導力量出現，才會開始促進政治、思想和個人議題，這些議題與運動的起因和動機或許有關，也或許無關。但社會運動的爆發，總是從情緒轉變為行動開始。

根據情感智能理論，與社會動員和政治行為最相關的情感為恐懼（屬於負向情感）以及熱情（屬於正向情感）。正向與負向情感，分別連結到人類進化而成的兩套基本動機系統：接近與迴避。

接近系統連結到尋找目標的行為，引導個體去獲取有益的經驗。個體採取行動去達成自己重視的目標時，會懷有熱情。因此，熱情直接關聯到另一個正向情感：希望。希望將行為投射到未來。由於人類心理的一個顯著特徵為想像未來的能力，因此希望是支持目標尋找行為的基本要素。

然而，為了懷有熱情及燃起希望，個體必須克服由迴避動機系統所帶來的負向情感：焦慮。焦慮是對外部威脅作出的回應，代表遭受威脅的個體無力掌控環境。因此焦慮會導致恐懼，並且癱瘓行動。在社會政治行為上，克服焦慮經常起因於另一個負面情感：憤怒。憤怒會隨著感受到不公義的行為，以及識別出該行為的肇事者而上升。神經學研究顯示，憤怒與冒險行為相關。一旦個體成功克服恐懼，就由正面情感接手，此時將以熱情激勵行動、以希望預期冒險行動的回報。

不過，要形成社會運動，個體激發的情緒必須與其他個體相連結。這需要某種讓單一個體經驗與他人交流的過程。進行交流的過程，有兩個必備條件：訊息傳送方和接收方的認知一致，以及有效的通訊管道。交流過程的同理作用，建立在與那些激發原始情緒爆發者相似的個人經驗上。

具體來說：當許多個體感到受辱、被剝削、被忽略或被扭曲，一旦他們克服了自身的恐懼，就已準備好化憤怒為行動。當他們認知到認同的某人遭遇到難以忍受的事件時，他們會將憤怒昇級，以表達憤慨來克服恐懼。如果能透過交流過程建立某種共患難的形式來分享感受，會更容易達成此種認同。

因此，使個體連結經驗、形成運動的第二個條件，就是足以傳播事件及其依附情緒過程的通訊機制。交流過程愈快、互動性愈高，就愈有可能促使集體行動的機制形成。這個過程根基於憤慨，以熱情推動，並由希望激發。

從歷史上來看，社會運動依賴特定通訊機制的存在：謠言、佈道、手冊和宣言，從講台、出版界出發，透過種種可行的交流方式，在人與人之間流傳。在我們的時代，多重模態的橫向交流與數位網路，是史上最快、自主性、互動性、可重編程性及自我擴張性最高的交流方式。

從事社會運動之個體間的通訊機制，決定了社會運動本身的組織特性：通訊方式愈互動、愈能自我建構，組織的層級就愈少，而運動的參與度愈高。因此，數位時代的網路化社會運動，足以成為社會運動的一種新的型態。

如果社會運動的起因，來自個體情緒及其基於認知同理的連結，那麼傳統上視為社會改變起因的想法、意識形態與計畫提案，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它們是將一時的情緒，導向深思熟慮與建設實作時，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運動實踐時引入這些想法，也是一種交流的過程。它的建構方式，決定了這些思想因素在社會運動的意義、發展和影響上的作用。愈多的想法從參與者自身的運動經驗中產生，運動就愈具代表性、愈熱情且充滿希望；反之亦然。

我們在這本書裡分享的網路化社會運動經驗，將持續對抗及辯論、進化，並且最終從當前所處的狀態裡消失，如同歷史上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樣。即使它們僥倖轉變為政治勢力、政黨或某種新的機構形式，它們也會因為這個事實而脫離當前的狀態。

要評估一個社會運動的意義，只要問它的實行過程中，在社會和歷史上造就了什麼，以及它對於參與的個人、它嘗試轉變的社會，造成了哪些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要評價這些運動的最終結果還太早了，但我們可以說：政體已經改變、制度已被挑戰，而志得意滿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信仰，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已經動搖，或許是以不可逆的方式。

歸根結柢，社會運動能留給後人的，就是透過行動所造成的文化改變。如果我們能換個角度思考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某些關鍵層面，制度終將在某個時間點屈服。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雖然歷史上的改變並不遵循一條既定路徑，因為歷史往往毫無道理。從這個角度來看，方興未艾的網路化社會運動，能留給後人什麼呢？民主。嶄新的民主形式。人類古老的、從未達成的抱負。

在任何社會運動中，需求和渴望都有多種表達方式。這些是人們拋開挫折、打開夢想許願盒的解放時刻。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些運動的主題和行動裡，發現各式各樣願景的投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殘忍經濟體制的嚴厲批判：這體制把每天受苦的人肉之軀作為能源，提供給投機性金融市場的自動機器。

然而，如果有一個首要主題、一個迫切的吶喊、一個革命性的夢想，那就是對於新政治商議、表現和決策形式的呼喚。這是由於有效且民主的政體，是達成需求和計畫的先決條件。如果人民沒有自治的方法和工具，設計最完善的政策、最複雜的策略、立意最良善的計畫，都可能在實行時變得無效或被扭曲。是工具決定了功能。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讓經濟體系重視人的價值、讓社會服務於人民對幸福的追求。全球的網路化社會運動，一次又一次召喚著新的民主形式，以及它在運動實踐的過程裡能適用的普遍原則，而非辨別特定的程序。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中，此運動及大眾輿論，都一致譴責現行體制對民主理念的嘲諷。

這不只關乎政治人物的主體性（這些人在自己的心理框架裡，通常都真摯且誠實），而是這個體制──這個沒人親眼見過，但無所不在地影響了每個人生活的隱晦實體──必定有哪裡出錯了。

因此從絕望的深處、從世界各地，發起了一個夢想和一個計畫：改造民主，並依據人們在精神上共同分享，卻在日常經驗中總被忽略的原則，來尋找人類集體管理生活的方法。這些網路化社會運動是民主運動的新形式，是在環繞著本地與網際網路的互動而建立的自治空間裡，重建公共領域的運動。這是公民集體決策的實驗場，也是將互信重建為人類互動基礎的嘗試。

這些運動裡的人們，認知到啟蒙運動的自由革命中開創的思想，並揭露現行體制對這些原則持續的背叛，例如對女性、少數民族及被殖民者完整公民資格的否定。他們強調基於公民的民主，和將城市出售給最高出價者之間的矛盾。他們聲張原地重建start all over again的權利，要在目前的制度達到自我毀滅的門檻時，建設出新的開始。這些是運動參與者自己的想法，我只是引用他們的句子。網路化社會運動能夠留給後代的，就是提出重新學習如何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在真正的民主裡。

[活動] 7/22 下午【攻殼機動隊】

「立思 2012 夏天‧愛思考‧系列講座」的第一場【攻殼機動隊】，周日即將在台大活動中心 B1 蘇格拉底廳舉行。

活動於下午一點開始報到進場，先由科幻專家難攻博士主講《殼中之靈的美麗與哀愁》，再由精神分析師楊明敏闡述《單身的義體人並不孤獨，還需要性嗎？》。

接著再由兩位講者對談，並留有時間給現場的攻殼同好、聽眾們發言，討論【攻殼機動隊】這個科幻史上的經典作品。

籌備這場講座時，主辦人參考了 Humble Indie Bundle 廣受好評的「自由訂價模式」，讓聽眾在實際入場聽講後，再自由決定給付少於、等於或多於原定票價 750 元的聽講費用。

所有現場實收費用的一半，也將捐贈給關心生命的非營利組織。

如此新穎的模式、精采的講題、內行的聽眾，會激盪出怎樣的迴響和火花呢？我們都很期待。

歡迎參加。星期日見！

Socialtext 應用 Scrum 方法的三年（下）

(這是 Three Years of Scrum at Socialtext 這篇文章的中譯，接續上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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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立會流程

彼此支援的互助方式，意味著開發人員不需要等開會，就能即時解決自己工作中的阻礙。

這樣一來，當我們每次在立會上要列出自己遇到的阻礙時，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阻礙。

此外，儘早消除阻礙還有另一個好處：我們通常都能完成每天的工作承諾。因此，我昨天做了什麼以及上次立會時我說過要做的事情的實際內容是相同的，因此第二個狀態的更新也顯得多餘。

最後的結果是：原本每天要討論的三件事，最終被減少到一件。

突然之間，我們的開會時間大幅縮短，通常只需要 8-12 分鐘，有時候甚至更快。

為了加速集會進行，我們會在各自的微博上提前記錄內容，再由系統自動集中到共筆頁面上。在立會裡，我們會直接將頁面進行畫面共享。當大家都習慣這樣的工作方式後，大部份人的狀態彙報通常只有一句：就是各位看到的這樣，或沒什麼新內容，搞定。

精通 Scrum 的專家看到這裡，可能會認為我們不太對勁：整個團隊似乎根本沒有溝通。但我認為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團隊的溝通非常順暢，只不過溝通都是在立會之外進行的。我們每天的工作都列在看板系統上：這塊看板實際上就是一個自動產生的共筆頁面，其中列出我們目前流程中需要執行的每項工作，例如這樣：

（Socialtext 的看板內容節錄。此處的 WIP 是指開發中的工作。同一頁裡還包括準備中、品管中，以及等待核可等未顯示的部份。）

通過看板了解狀態，並隨時消除阻礙，這些做法使得立會程序變得沒那麼重要。它像是解決早期問題的古老機制，已經不再適用於團隊的現況。

事實上，情況正是如此。當年 Schwaber 和 Sutherland 兩人在 EasleCorp 公司創建 Scrum 方法時，他們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是這樣的：各項需求之間彼此衝突和影響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技術人員根本無法開展工作——他們甚至無法發佈任何一項產品。

因此，您可以將 Scrum 模型裡的衝刺周期理解為改變過程中的喘息時間，或者直接想成是請給我們一個月時間做出實際工作，然後再來修改計劃。

最近一年多來，這樣的問題已經再也沒有在 Socialtext 出現過。於是我們繼續改善工作流程。

進一步改善流程

從 2007 年起，我們嚴格執行為期兩周的衝刺周期。這個模式運作了兩年多，直到 2010 年初為止。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共進行了 52 次為期兩周的衝刺，其中 48 次準時發佈為新版的產品。（如果您想知道細節的話，有兩次失敗的衝刺是因為聖誕節和新年的延誤，一次是由於品質問題導致延期發佈，還有兩次是因為功能未臻完善，不適合發佈。）

這兩年間，我們也遇到了各種挑戰——有五六次升級造成運作上的瑕疵，需要開發人員提供支持。但產品的整體素質依然很高，同時幾乎沒有顧客抱怨功能上的問題。

在將我們的工作拆分為小塊的過程中，我們自己的技能也得以提高，同時對於功能可以正式完成的時間估計也更加精確。結果我們發現，如果將工作拆分為幾乎相同規模的小塊，通常根本不需要估算工作量，就能測量出預計的完成時間。

一旦所有工作項目都高度一致，團隊的流程就可以從只要以高品質成功完成，我們可以每兩周發佈一次，變成只要這塊工作完成，我們就可以發佈——與此同時，管理層對於專案準時完工依然可以保持充足的信心。

如此一來，我們逐漸從傳統的 Scrum 模型轉變成塊狀工作法，也就是所謂的看板流程。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也對每天舉行的 Scrum 集會進行改進，首先在周三添加了工程話題環節，之後則將集會改為每天進行，但並不要求必須全員參加。（工程話題包括傳統員工會議裡常見的活動：宣布人員招募訊息、公司策略討論、層出不窮的員工意見建議、測試人員發現的潛在問題等。）

幸虧有了看板，會議的焦點不再是我目前正在做什麼，因為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每個人正在做什麼。現在我們討論的是接下來需要做什麼，何時以及如何調整優先順序，以滿足每天的需求。如此一來，我們不再需要討論如何完成目標和任務，以及我們被什麼卡住，而是轉為討論團隊正在面臨哪些挑戰，以及我們可以採取的措施。

雖然沒有任何一種流程是完美的，但我必須說，我喜歡這種方式的發展方向。

請不要誤會本文的意圖。我並不是說傳統的每日 Scrum 方法不好，我也並不是要推廣說我們的方法更好。準確來說，我只是想提供某種類型的最佳實踐紀錄。

筆者認為，要形成良好的流程，需要不斷地反省、調整，再做出改變。成長過程中可能會承受痛苦，但決不要放棄追求改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您肯定也明白這一點。

變得更好，並不意味著原來的方法就是錯誤的。 Scrum 方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種不斷持續改進的流程。就像煮一碗湯，您可以品嘗它、改進它，讓它每次的味道都變得更好。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您就不僅是在開發軟體，更是在創造文化。

創造文化的過程或許艱難，也許會充滿挑戰與辛酸。

不過，最終還是值得的。

Socialtext 應用 Scrum 方法的三年（上）

Scrum 方法乍看簡單，但長期採用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Matt Heusser 花了一些時間反思，並寫下三年來每天在 Scrum 團隊裡工作，所經歷的實際情況。

(這是 Three Years of Scrum at Socialtext 這篇文章的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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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從樓上扔下一塊磚，都能砸到幾個向您推薦如何使用 Scrum 方法過渡到敏捷開發的專家們。這項工作非常重要，我也很高興看到有人這樣做，但本文的重點不在這裡。

相反的，我想講一講我們公司 Socialtext 採用 Scrum 方法的真實故事。

我在 2007 年秋天加入 Socialtext 時，我們才剛開始使用敏捷流程。在接下來的三年多裡，我們不斷針對開發流程進行改進。

本文的重點，並不在介紹敏捷開發的具體轉換過程，而是介紹 Scrum 方法，特別是每天的立會，以及多年來的改善過程。

關於 Socialtext

Socialtext 的總部位於矽谷的核心地帶，主要負責營銷方面的運作。

雖然產品管理、工程總監，以及少數開發人員在總部上班，但絕大部分的技術人員，都是在遍布全球的分部，或是在自己家裡進行工作。

我們開發的產品，是給企業用的社會軟體。應用這個平台，可以在任何能上網的地方工作。這種靈活的工作方式讓團隊獲益匪淺：我們可以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招募到最能勝任工作的人。

如果您由於地理位置或時區差異等原因，不確定 Scrum 方法是否適用，請別擔心；我們以前也有過這些疑慮，但後來都找到了合適的解決之道。

促進溝通協作

許多 Scrum 團隊認為開會是高成本、又容易浪費時間的事，因此嚴格限制團隊的溝通時間。我們嘗試了一種不同的策略：盡量降低溝通成本。

為了讓溝通更方便，我們團隊採用了 Astertisk 這項開源工具作為網路音訊服務，並提供會議室功能。美西時間的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是我們的共同工作時段，也就是可供開會溝通的時間。

一開始，我們採用定期兩周的開發周期，並且每周三次在下午一點舉行立會。

在 Scrum 模式裡，每個人在立會裡輪流報告三部分的訊息：我昨天做了些什麼，我今天打算做什麼，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

阻礙會大幅降低生產力，因為每位成員每天通常只專注於單一項目，所以如果項目卡住了，會讓開發人員變成非常昂貴的花瓶。

不過，即使是被卡住一天，也令人相當頭疼。要等一整天，在下次會議上再告訴別人，這個方法並不怎麼高明。因此，我們決定使用微博和聊天室作為彼此求助的管道。

此時團隊面臨一個決策：如果我們允許遇到阻礙的團隊成員打擾其他同事，那麼可能直接對他人的工作產生影響。好比說在聊天室裡提到某人的名字時，會讓他的電腦發出提示音，打斷他目前正在進行的工作。

最後我們決定允許這種打擾，因為被卡住會造成更大的浪費。

同時，我們也運用各種協作工具，例如用 GNU Screen 共享畫面、用 VNC 進行圖形界面測試，來進行結對開發。在 2011 年初，我們大約有 80% 的開發工作是用結對方式合作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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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經驗談 (六之六)

筆者在 2009 年 6 月時加入 SocialCalc 專案團隊。經過四個月的密集作業，我們在 10 月 19 日（VisiCalc 的 30 周年紀念日）發表了 SocialCalc 1.0 版。

從 WikiCalc 到 SocialCalc，中間經歷了三年的開發。相形之下，最後這四個月只是一段短暫的時間。儘管如此，這段和 Socialtext 同事在 Dan Bricklin 的指導下進行協作的過程，仍使我獲益匪淺。在此，筆者想將那段時間學到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願景清晰的首席設計師非常重要

在《設計的設計（The Design of Design）》一書中，Fred Brooks 認為，在建構複雜系統時，若能專注於清晰連貫的設計概念，而非各自為政的想法，那麼溝通成本將會大幅下降。

依 Brooks 的想法，這種連貫式設計概念的構想，最好能由一個人來主導：

    概念的完整性是偉大設計中最重要的特性。由於完整的概念只能出自一人或
    少數人的合作構想，因此明智的管理者會大膽委託才華出眾的首席設計師，
    來承擔整個設計任務。

對於 SocialCalc 這個專案來說，讓 Tracy Ruggles 擔任首席用戶體驗設計師，是讓我們成功實現原初構想的關鍵。由於 SocialCalc 的底層引擎十分易於擴展，因此各種新功能的想法往往層出不窮；Tracy 透過草圖進行原型設計的才能，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讓我們能用最直觀的方式呈現出所有的功能。

共筆確保專案延續

在我加入專案之前，SocialCalc 已有超過兩年的設計和開發歷史，但我卻能在幾天之內立刻趕上進度，開始作出貢獻。

這是因為「所有資訊都在共筆裡」– 從早期的設計草稿到最新的瀏覽器支援清單，整個流程都詳細記載在共筆頁面和 SocialCalc 試算表裡。

通過閱讀該專案的相關記錄，讓我能跳過新成員加入時常見的上手期，快速跟上目前的進度。

這在傳統的開源專案比較少見。傳統專案中大部分的交流都是在 IRC 和郵件列表中進行的，而共筆（如果有使用的話）往往只用來存放相關資源的記錄和鏈結 – 如果有新人加入，要想通過結構混亂的 IRC 紀錄和郵件存檔追趕進度，無疑會更加困難。

善加運用時區差異

Ruby on Rails 的發明人 David Heinemeier Hansson 在加入 37signals 時，曾這樣評價分散式團隊的優勢：

    哥本哈根和芝加哥之間相隔的七個時區，實際上減少了我們受到的打擾，
    讓我們做出更多工作。

在 SocialCalc 的研發過程中，對於台北和帕羅奧圖之間相隔的九個時區，我們亦有同感。

通常我們會在一天 24 小時內，完成一次「設計-開發-品管」反饋循環，每個環節用到某個人的八小時。這種非同步式的協作，促使我們運用能自我描述的完整作品（設計草圖、代碼，以及測試）來溝通，從而大幅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

樂趣最優

筆者在 2006 年於 CONISLI 會議上所作的主題演講「-OFun：樂趣最優（Optimizing for Fun）」裡，將自己領導分散式團隊開發 Perl 6 語言的經驗，總結為幾個重點。其中「隨時保持藍圖清晰」、「寬恕 > 許可」、「打破僵局」、「不求共識，只求創意」，以及「使用代碼描述概念」這幾項，特別適合小型的分散式團隊。

因此，在開發 SocialCalc 時，我們特別重視團隊成員間的知識分享，以確保每個人都不會成為主要瓶頸。

另外，當設計過程出現多種備選方案時，我們會主動將每個方案都進行實做，以深入探勘它們的設計空間，並先一步解決可能出現的衝突。如果在此過程裡發現有更好的設計，我們也不怕將整個原型打掉重寫。

雖然缺乏面對面交流，但這些文化特質幫我們培養相互之間的信任和情誼，並將爭議降到最低，讓 SocialCalc 的開發成為一件樂事。

通過故事測試推動開發工作

在加入 Socialtext 前，我曾倡導「將測試寫進規格裡」的方法，這一點在 Perl 6 語言規格 中就能看到：我們逐段幫規格加上測試，並持續確保兩者之間的同步。

然而 SocialCalc 專案品管團隊的成員 Ken Pier 和 Matt Heusser 卻讓我大開眼界 – 原來這種做法還可以更進一步，將測試提昇到「可以執行的規格」這個境界。

在《美妙的測試（Beautiful Testing）》一書第 16 章，「剝開 Socialtext 的玻璃洋蔥」裡，Matt 用如下方式解釋了我們由「故事測試」推動的開發流程：

    工作的最基本單元是一系列「故事」，也就是一系列非常輕量級的需求文件。

    每個故事只包含對一個功能的簡要描述，以及此功能的運作實例，用最直白的
    文句進行描述。我們稱這些實例為「接納度測試」。

    在故事形成初期，設計師會先寫出初步的接納度測試，隨後由開發人員和測試
    人員進行討論，之後開發人員才開始編寫代碼。

隨後這些故事測試會被轉換為「共筆測試（wikitests）」。這是一種基於表格的語言，脫胎自 Ward Cunningham 的 FIT 框架。用此語言寫成的測試存進共筆系統後，會自動連接到 Test​::WWW​::Mechanize 和 Test​::WWW​::Selenium 等測試框架，成為自動測試流程的一環。

用故事測試作為「表達需求」和「驗證需求」的共通語言，這種做法的好處一言難盡。它不但大幅節省了溝通成本，也讓我們能每個月對系統進行一次改版時，不用擔心已經修復的瑕疵會再次出現。

CPAL 開源授權

最後，我們針對 SocialCalc 而設計的開源授權，也令我們受益匪淺。

Socialtext 為了 SocialCalc，設計出通用公共授權（Common Public Attribution License）。CPAL 以 Mozilla 公共授權為基礎，並讓原作者可以要求在軟體的界面上顯示自己的標誌。CPAL 還加上了「網絡使用條款」，讓衍生作品在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時，也授予一般使用者取得源碼的權利。

在獲得開放源碼促進會和自由軟體基金會的認可後，已經有不少知名網站（例如 Facebook 和 Reddit）選擇用 CPAL 方式發布自己的平台源碼，這對我們無疑是莫大的鼓勵。

因為 CPAL 屬於「較弱型著佐權（weak copyleft）」授權，因此開發人員可以將它整合進任何自由軟體或私有軟體裡，只需要分享出針對 SocialCalc 本身的修改。這讓各個社群都可以採用 SocialCalc ，並對其進行改進。

底下是一些以 SocialCalc 為基礎的開源專案：

• Drupal 的 Sheetnode 專案，及其自行維護的 SocialCalc 分支。
• Luke Closs 發起的 OLPC/XOCOM 平台移植版。
• SEETA 的 OLPC/Sugar 平台移植版，由 Luke 的版本衍生而來。
• SEETA 的 Palm Pre 平台移植版。
• Ramu Ramamurthy 的 Scala/Java 試算表伺服器專案。

本章中的範例，包括豐富文本和協作編輯等功能，都能在 http://github.com/audreyt/socialcalc 下載。WikiCalc 1.0 代碼的歷史存檔，則可由http://github.com/audreyt/wikicalc 取得。

開源的網頁試算表引擎，有許多有趣的應用可能。如果您能將 SocialCalc 嵌入到您自己的專案中，這絕對是我們喜聞樂見的。

Happy Hacking!

唐鳳